作为一名军史研究者，我一直认为，对付分裂势力既要用政策争取，也要用军事压力让对方无路可走。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的经历，正好说明了这一点。
曾泽生早年从军，参加过北伐和抗日战争。他在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率领从云南赶到前线的1085团，尽管装备简陋、补给紧张，但连续鏖战27天，挡住了日军板垣师团的进攻，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。这段苦战是他军旅生涯的亮点，但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和对杂牌部队的歧视，使得他的升迁进程并不顺利。抗战期间他辗转担任过师级职务，战后于1945年升任第60军军长，驻守云南。
1946年60军调往东北，兵力被分散配属到其他部队，曾泽生带残部参加了几场战斗，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节节败退，60军也遭受重创。1947年6月从海龙撤退到吉林途中，部队遭伏击，损失严重。到了1948年，长春围困战成为改变局势的关键节点。
展开剩余75%1948年5月23日，解放军对长春守军完成包围，切断了空中和地面补给，实行军事围困与经济封锁。城内包括第60军和新七军在内的守军总数约十万，物资极度短缺：粮食配给只剩极少，士兵因缺粮和劳累出现脚肿、体力衰竭的情况。蒋介石虽下令突围并企图空投补给，但多次行动失败，守军士气低落，内部分裂加剧。对于这些被视为“滇军”的地方部队，国民党中央常常补给不足、用人上也存在偏见，使得基层官兵对上层失望累积。
在长春东区防守的曾泽生面对巨大的压力。地下党通过秘密渠道向他及其部下传递信息，分析形势后指出继续坚守意义不大，劝说他们起义以保全士兵性命并避免不必要的流血。曾泽生召集几位师长商议对策，回顾此前撤退中部队被埋伏、人员溃散的教训，大家都感觉继续作战既无胜算又会造成更多无谓牺牲。曾泽生还采取释放被俘的校团级军官、稳定军心的措施，为后来起义创造条件。
10月中旬，起义的决定逐渐成形。10月16日晚在一个面粉厂的指挥所里，指挥层再次盘点了物资与战力，确认突围无望、士兵已无力继续。17日凌晨，第60军将武器放下，打开城门，走向和平起义。解放军随即接管长春，随后新七军也宣布投诚。长春的和平解放，使得守军在这场长达数月的围困中崩溃：解放军以围困与政策攻势相结合的方式，没有使用大规模强攻，就把守军耗垮、瓦解内部意志，最终实现了收复。解放军在整个行动中既保持军事压力，又对愿意投诚的部队给予宽大处理，这种“软硬兼施”的策略起了决定作用。
起义后，1949年1月2日，第60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，曾泽生继续担任军长，同期配备了新的政治干部。改编后的部队先在东北地区剿匪、维护秩序，随后南下参加鄂西、成都等战役，缴获大量敌军人员与物资，承担了支援地方建设和稳定的任务。1950年10月，第50军作为志愿军先遣部队越过鸭绿江，参加朝鲜战场作战。1951年1月的汉江阻击战中，第50军成功牵制并击退敌军装甲打击，创造了速战速决的战果；战后部队又迎来战功与干部调整，曾泽生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，直到1970年退役，1973年在北京去世，享年71岁。第50军在随后的整编中虽有师级调整，但从国民党部队转化而来的这支部队，经过改造与锻炼，成为了解放军的一支有力部队，参加了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的重大行动，证明了起义部队在正确引导下可以为人民服务。
从曾泽生和第60军的起义，可以得到一条清晰的教训：单靠军事封锁和攻势很难孤立并瓦解对手内部，但把军事压力作为背景，与政治争取和宽大政策相结合，才能把顽固势力逼入绝境，促使其回头。长春的例子表明，长期围困与切断补给，配合对愿意投诚者的安抚政策，能使守军内部矛盾暴露并最终崩溃。
把这段历史放到今天台海形势来对照，作者认为类似的原则仍然适用：面对“台独”挑战，既要用政策和经济交流争取更多民心，也要保持必要的军事威慑，让分裂势力明白顽抗没有出路，从而在政治上被孤立。近年来解放军常态化的巡航和演练，被看作是一种威慑手段，目的并非一味挑衅，而是为和平统一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并压缩极端分子的操作空间。同时，台湾内部的政治分歧、对大陆经济的依赖、年轻人就业等现实问题，也会影响岛内民意，为和平与交流提供了空间。
当然，历史与现实有差别：当年的东北战场有复杂的军政背景，而今天的两岸关系还牵涉到更广泛的国际因素。即便如此，曾泽生和长春起义的核心经验——用军事压力作后盾、用政策争取人心、在必要时给予宽大处理——仍值得研究者反复思考。作者的结论是，既要展现力量以震慑顽固分子，也要通过发展与沟通争取更多支持，二者结合才是实现长期稳定与统一的可行路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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